将这几个名词组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是因为它们是分布于“西南夷”这一特定区域内的，即今天云南北部、西北部及四川西昌一带的古代民族的不同称呼。在这些称呼中有不同的概念，如嶲、昆明，是这些民族自称的译音。西、咪（音），是部分氐羌系统民族对“人”的一种称呼，如纳西、傈僳、撒尼、撒梅、阿细等。而氂牛种，则是指他们的显著的一种生活习俗，即惯于畜养氂牛的人们，当然亦代表了他们的族属。邛、笮，则为地名（或区域名称），说邛人、笮人，就如同说“雅安人”“西昌人”一样，非指族属而言。古人的这一习俗相沿至今，今人说籍贯时，并不意味着说明族属。“滇人”也如此，历史上也好，今天也好，没有“滇”这个民族，从“滇人”是“靡莫之属（毕摩之属）”来看，“滇人”是氐羌系统民族。“滇人”的称谓是指生活在滇池地区的人们，类似于今天说我是“昆明人”一样，而非“滇”族之人。历史上的记录者也好，今之研究者也好，由于未能细辨这些名称的不同概念，而将之混淆，莫辨是非。
《史记·西南夷列传》：“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华阳国志·蜀志·越嶲郡》“定笮县，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嶲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根据史书记载的“嶲、昆明”的分布区域，结合考古材料，我们知道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部及北部以及香格里拉、丽江等地多双耳罐器为代表的石棺葬文化。当然也包括四川西昌地区。这种以双耳罐为代表的文化从未出现在滇池地区。在云南，双耳罐文化向东仅分布在楚雄一带而未能东进。楚雄的南华孙家屯墓地等资料显示，早期的双耳罐文化既有石棺葬俗，亦有土坑墓葬俗。万家坝Ｉ类墓的文化因素中亦有双耳罐器，而当Ⅱ类墓葬文化因素出现后，双耳罐器为代表的文化似乎也退出了楚雄一带，未再出现。香格里拉、丽江等地的双耳罐器文化因素却一直保存下来，直至汉代，如剑川鳌凤山墓地。万家坝Ⅱ类墓文化出现了膏泥填塞、边桩、腰坑及铜鼓等全新的文化因素，代表了另一种族群的进入，从而迫使Ｉ类墓的族群退向滇西北一带。就云南考古材料而言，双耳罐为代表的这种文化虽也有土坑墓的情况，然大多数双耳罐器是出自石棺葬俗的墓中。
在汉代以后仍用石棺葬或积石墓的情况则多见于西藏地区，可视为该葬俗的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发展，石棺葬的文化面貌亦有所改变，同源民族的分支因分布地域的不同且受到不同来源文化的影响而差异亦愈大。
从今天的民族分布来看，滇西北、西昌西部一带为藏族聚居区。南诏时因其地理位置与吐蕃相邻，也才有了与吐蕃的几次联合袭唐。
从牦牛的生理特性来看，该物种只适合于高寒山区，脱离不了青藏高原。而滇西北、西昌西部为青藏高原的边缘。就云南情况而言，牦牛今只分布于滇西北的香格里拉一带藏区，仅为藏族所养，其他的氐羌民族则无畜养牦牛的传统。故此“氂牛种”的族属已可判断，是具有石棺葬（或积石墓）习俗的、有养牦牛传统的、今藏族的先民。由于氐羌民族早期并非同源（见《氐与羌的区别》一文），准确地说，藏族应是早期羌的直系后裔。西北地区羌的一支向东北发展，与戎类融合，亦出现了东北地区的石棺葬俗。
展开全文
古史中西南地区有关“髦”及“髳”的记录，应与“髦”相同，同指分布于川南滇北一带的少数民族。“髦”见于《诗·小雅·角弓》：“如蛮如髦，我是用忧。”郑云注笺：“髦，西夷别名。”而“髳”见于《书·牧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孔安国传：“八国皆蛮夷戎狄属文王者……髳微地巴蜀。”
今天云南昆明地区及昆明以东、以南的许多彝族支系自称为“撒尼”“撒梅”“阿细”，其“撒”、“细”等音皆“嶲”之音转，故知他们可能是“嶲”之后代。而“昆明人”，由于有“皆编发、随畜迁徙”及“编发左衽”的装扮，亦有石棺葬之俗，故“昆明人”似与今之藏族有着渊源。
“邛”“笮”为地名。“邛”又称为“邛都”，而“都”是氐系民族称呼山间平坝、小盆地的音译，亦有“氐”、“垤”、“的”、“滇”、“赕”等不同汉译字，盖因不同地区的同源民族发音略有差异，或闻之的汉人记录时所选汉音译字不同罢了。《吕氏春秋·恃君》：“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该处的“笮”亦为地域名称。阿细人说自己是从“张下阿着的”（四川西北部）来到“果火阿替米”（滇池附近）的。彝族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也这样唱道：“在很古的时候，西北有个‘阿着的’，那里有‘的卜’‘车卜’，我们的祖先啊，就在那个地方。”撒尼人古歌《牧羊人史郎若》是这样唱的：“过了姆海仄，往西朝南走，就能到达阿着底。”故葛永才认为“阿着的”是“阿笮的”的不同音译，指的是同一个地方。“的”是平地、坝子的意思，“笮的”也好，“邛都”也好，都应为地区名称。在“邛”“笮”的区域内，有“氂牛种”、有“嶲”、有“昆明人”，亦有“的卜”、“车卜”，还可能有“僰”人的成分，故秦汉时“邛”“笮”地区，乃至于整个“西南夷”地区，不同来源的民族已汇集此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较难于区分。
本文摘自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0~162页。
编辑：陈金珊 校对：陈一览 审核：叶之声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